刘焯：‘信仰法律的提法有违法理[J]，载于《法学》，2006年第6期。

考察国外的管理体制，可以看出许多国家的环保部门在该国有很高的行政地位。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面对环保问题，实际上有不同的利益考量和行为选择。

3．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标准，建立一票否决制度。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因为环境治理经济成本高昂，因此缺乏投资环保的积极性。在纵向关系上，同时也要受到上一级环境保护主管机关的管理。但在目前的权力利益格局下，每一级环境部门都与本级的地域性政府有着一种固定的统属关系，而与全国政府序列中的上级环境部门只有一种虚的统属关系。科学、有效的管理应当是先明确各部门的管理性质，分清该部门管理是综合性决策管理、行业管理，还是环境执法监督管理，在此基础上，对各个部门进行合理职能分工，要避免管理性质与管理职能设计上的矛盾和冲突。

各级政府对本地区环境质量负责，把污染物总量控制、环境质量改善等主要环保指标纳入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健全环保一票否决制度，引导地方各级政府把环境保护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及时研究解决本地区环境保护重大问题。考虑到我国现实的环境污染严峻形势和目前的政治体制，需要进一步确立环境保护管理机关的权威。[26]参见注[12]，第8-9页。

这恰是宪法母法论者所忽略的一面。《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展望未来—彭真副委员长七月十六日谈话发表以后》，《今日中国》（中文版）1982年第10期，第3页。申言之，现行宪法第62条列举的15项内容均为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主要包括：（1）规范形成权：修改宪法、制定基本法律。这一观点为回归后的香港司法部门所认同。

（3）人事决定权：选举或决定中央国家机关的主要人选、批准省级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的建置、决定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及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在《物权法》的合宪性之争中，韩大元教授指出，《物权法》是在宪法秩序下，对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基本权利的具体化……《物权法》（草案）第1条没有规定‘根据宪法至少从立法内容和技术层面上是不妥的，需要在修改中增加规定。

宪法上的这类规范，与公民基本权利旨在防范国家权力的传统有别，直接规范私人间的关系，被认为是宪法基本权利适用于私法纠纷的直接依据。总之，宪法停止论是一种危险的理论主张，在根本上背离了权力限制的宪政原则。四是法的材料渊源，即形成法的材料来源于成文法还是来源于政策、习惯、宗教、礼仪、道德、典章或理论、学说，等等。宪法停止论在根本上背离了立宪主义的原理，必将在中国创造一个不受宪法、进而不受任何其他实定法限制的全国人大。

人民选举代表组成第一届全国人大的目的十分明确，[32]旨在由其行使制宪权，制定宪法。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韩大元：《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想到的若干宪法问题》，《法学》 2006年第3期，第27 -29页。立法的权力渊源和内容渊源分别是在第三层和第四层意义上使用。

[75]在《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论争中，有论者提出宪法规范的位阶问题，但其研究并未涉及中国宪法的具体原则。[6]赵万一、周清林：《再论民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与童之伟教授商榷》，《法学》2007年第4期，第23页。

（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论的补证 关于全国人大宪法地位的第二种观点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论。[48]有人更是激烈地指出，《香港基本法》草案第4、 25条和第36条与现行宪法第1、19、24、25、34、49条相抵触。

1982年的宪法修改引入了第31条，将九条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法律化。宪法停止论的另外一种理论表现是公法渊源宪法／私法渊源民法论（下称私法渊源民法论）。[41]二是订明全国人大行使制定民事、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制定基本法律之外的法律的权力（第62条第3项和第67条第2项）。[45]这一观点涉及全国人大立法的内容渊源问题，本文称之为法源，其实质仍是全国人大在立法时是否要遵守宪法的规定。主权机关论者正是根据这一事实推定，全国人大应当为制宪机关和主权机关，应当享有不受任何实定法限制的最高权。以是否存在具体立法以及现实中被私人侵犯的可能性等因素为标准，第33、34、35、38条、第42条至第47条和第48条是司法机关直接适用以裁断私人争议的宪法依据。

[25]参见童之伟：《〈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与合宪之争》，《法学》2006年第3期，第4-23页。[31]张春桥1975年1月1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叶剑英1978年3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和彭真1982年11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的报告，均明确这几次立宪活动为宪法的修改而非制定新宪法。

现行宪法第58条规定吸纳了这一意见。主权机关论者显然无限延长了这条授权规范的生效期间。

[73]参见注[16]，周叶中书，第124页。[13]休谟问题的核心是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的关系，即如何从是推导出应该是。

除此之外，主权机关论者还必须回答：人民选举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并授权其制定1954年宪法，这一授权是否附带期限？制宪完成，授权是否终止？1975、1978和1982年宪法的制定属于宪法的修改，[31]全国人大仅于1954年行使了制宪权，并基于政治便利的考虑，于1954年宪法生效时演变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为了避免这种内在的逻辑分裂，有学者诉诸历史事实，视全国人大为人民直接授权的对象和超宪法机构，为其立法行为的合法性塑造事实和历史根基。在普通立法中写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并非仅是立法者依宪立法的事实性陈述，亦内含立法者应根据宪法立法的规范判断，是权力法定原则的另一种表达。对于这里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日本学界有认识上的对立，形成政治美称说和总括机关说。

[32]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制定宪法的决议，并成立起草委员会。[17]参见江国华：《宪法的形而上之学》，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397页。

[70]对于《物权法》草案，有论者认为，《物权法》草案中确立的平等保护原则符合现行宪法第15条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但不符合现行宪法第6条、第12条和第13条关于公有制的宪法地位以及社会主义公有财产与公民私有财产差别保护的规定。香港有一种观点，认为全国人大将制定的《香港基本法》应是香港的宪法，属于小宪法和半独立宪法[21]。

[20]参见注[12]，第8-9页。[38]《李鹏在全国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12月4日。

童之伟、殷啸虎主编：《宪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223页。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惯常表达由此而生，以表征普通立法的宪法渊源。[67]《西游记》中，孙行者为避免唐僧独处时遭受妖怪的侵扰，便以唐僧为中心划定一圆圈，妖怪无法入内。《香港基本法》和《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之争及宪法学界的无力回应，显示中国宪法学研究在这些方面存在的不足。

在形式上，私法渊源民法论并未涉及全国人大，但鉴于其基本理论前提是全国人大应当依据民事实践，而非宪法文本制定民事法律，故同样是解除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的规定行使民事立法权的义务，乃是变相、隐秘地主张全国人大的民事立法可以停止宪法相关规定在民事领域的效力。（一）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面向 有学者认为，民法不是宪法设置的立法机构创造出来的，更加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应当是每一个自由人在权力之外自主决定自己生活的关系的总和。

质疑首先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称《香港基本法》）草案的合宪性之争中，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称《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达至顶峰。《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争论，显示宪法学理论对规范第三者宪法条款的研究尚不全面。

（4）其他最高国家权力。与美浓部达吉的理论不同的是，我国现行宪法另在第57条中规定全国人大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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